历史的帷幕缓缓拉开，武臣等人从白马津（今河南安阳滑县）西渡黄河，悄然混入对岸各县，开始游说当地豪杰反秦，豪杰们纷纷响应，武臣的力量也迅速壮大。一路上，他招募了大量兵员，聚集了数万大军，自封为“武信君”。在攻占赵国十余座城池后，其他城市却始终固守不降，眼看形势无法再进展，武臣决定暂时撤兵，率军北上，转攻范阳（今河北保定市定兴县）。
在范阳，蒯彻见日子越发艰难，心生一计，他决定亲自出面劝说武臣：“将军，您大概觉得只有通过打胜仗，攻占城池才能扩张势力，但其实不必如此劳心劳力。若您能采纳我的建议，完全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。”蒯彻的眼睛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：“范阳令徐公，早已贪图财物并心生投降之意，只要将军能在大军到来之前给予他封侯的承诺，他便会心甘情愿地带领范阳城投降。”
蒯彻进一步提出，“若将军同意，便可让徐公坐上豪车，带上贵族的威风，巡游燕赵一带，必定能使燕赵各城不战而降。”武臣听后，面露欣喜，认为此策可行，便立刻同意了蒯彻的提议。于是，蒯彻带着封侯印信，驾战车百乘，率骑兵二百，迎接徐公。果然，如蒯彻所料，燕赵地区的三十余座城市闻风而降。
蒯彻显然深刻理解了人性的复杂，特别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，地方官员们手握权力和人心，他们的忠诚并非一成不变。对于徐公等地方官员来说，国家的动荡不安既是致命的威胁，也是一个翻身的机会。若要他们为大秦献身，必然激起激烈的抵抗，但若能提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，许诺他们免于战火、重获荣华，他们也许愿意抛弃过去，背负“叛国”的污名，选择加入义军。
展开剩余73%周文在进军函谷关后，陈胜由于早前的顺利战斗，渐渐产生了轻敌的心态，放松了警惕。孔鲋作为一位老谋深算的智者，见状急忙提醒：“大王，兵法有云，‘不可依赖敌人不来进攻，能倚靠的只有自己是否做好防御。’您现在轻敌了，若敌军来袭，您将难以恢复。”陈胜自信满满地回应：“我军已经势如破竹，不必担心。”然而，正如许多历史中的先例，权力得来太快的人，往往容易忘乎所以。陈胜未能谨慎应对，最终成为了自负和轻敌的牺牲品。
此时，周文已将大军带至函谷关，人数已达到数十万，战车千乘。距离秦都咸阳不足百里，胡亥终于意识到局势的紧张，慌忙向群臣询问应对之策。负责宫廷事务的少府章邯急忙提出，既然秦军无法及时调动，建议大王赦免正在骊山劳役的刑徒，给予他们武器，组织一支应急军队。于是，秦二世发布大赦令，解除了对刑徒参军的限制，将这些刑徒征召入伍。
令人惊讶的是，这支看似杂乱无章的军队在与周文的战斗中大获全胜，周文最终被迫退却。尽管胡亥出于绝望才作出如此决定，但秦朝对“依法治国”的坚持无疑反映了秦国法制的深厚根基。
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转折中，张耳和陈馀率兵抵达邯郸时，恰好得知周文的失败，听闻陈胜攻占城池后的将领们因谗言遭杀，二人感到局势危机四伏，开始怂恿武臣自立为王：“陈王虽然以蕲县起兵，但您若不趁此机会自立为王，必然陷入困境。您已经占据了赵国的大片土地，若不称王，如何稳定局面？”
武臣听取了他们的建议，决定自立为赵王。陈馀随后被任命为大将军，张耳则升任右丞相，邵骚也喜从天降，成为左丞相。局势似乎瞬间发生了改变。然而，武臣刚刚自立为赵王，却立刻派人回去向陈胜报告此事。陈胜得知后大怒，决定出兵讨伐赵国。
但蔡赐急忙劝阻陈胜：“此时秦国尚在，若杀掉武臣及其家小，无异于树立一个更强大的敌人。何不顺势贺武臣称王，让他尽快带兵西进，攻打秦军？”陈胜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强压怒火，将武臣等人的家小招入宫中，进行封赏，并派人送去祝贺，劝他速速准备西进。
张耳与陈馀不愧为精明的谋士，向武臣提出：“陈王的贺电只是权宜之计，一旦楚国灭秦，赵国必然成为下一个目标。大王不应北上，而应扩展自己在燕、代、河内的势力，以便在未来的争斗中占据有利位置。”
武臣听后深感赞同，遂命韩广等人分别进攻燕国、常山和上党，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。此时，陈胜自立为王的野心开始显现，武臣叛陈自立则更是点燃了历史的导火索。从此，义军中的矛盾愈发严重，背叛和信任危机不断蔓延。
即使今日的我们，站在历史的旁观者角度，也许很难帮助陈胜避免这些结局。人性中的贪婪与自私，注定会在权力的漩涡中反复浮现，直到我们为过往的错误付出代价后，才会短暂地吸取一点点教训，但这样的教训，却常常无法阻止未来的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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